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巴林blog

题图:中国最美的山——云中的天堂:西藏南迦巴瓦(20110812摄)

 
 
 

日志

 
 
关于我

长期从事党的干部教育和理论宣传工作,福建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衷心欢迎朋友们的到访、交流和指导!

网易考拉推荐

【读报文选】民族复兴:现代三大思潮的共同梦想  

2013-10-12 08:41:00|  分类: 读报文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读报文选】民族复兴:现代三大思潮的共同梦想 - 巴林 - 巴林blog
 

【原载:2013年8月28日《光明日报》第11版】

           作者:俞祖华     

        近代以来,不同世代、不同流派的思想精英都在期盼中华民族尽早从苦难的深渊中走出,重新崛起于世界舞台。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代表着在民族劫难中抗争民族厄运、挺直民族脊梁、实现民族复兴的三种路向与诉求。“三大思潮”展示了别具特色的思想个性但又有着某些“共同观念”,其中,对实现国家富强目标的关怀、对实现民族复兴的向往,成为各思想流派的“最大公约数”与最基本共识。

  1、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既主张个体自由,主张每个个体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又强调每个民族成员对国家富强、民族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严复、梁启超等人引介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其作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手段。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中指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在他看来,自由是西方国家实现富强的本源,也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利器。他预言,如果实施斯密《原富》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20世纪后中国将与美国并驾于国际舞台,“将地大气厚者,为文明富庶之所钟焉。然则雄宇内者,非震旦,即美利坚也”(《严复集》第894页)。

  梁启超作为移植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先驱,率先使用了“民族主义”“中华民族”等体现整体主义取向的称谓。他在1902年首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后在1905年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提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奠定了重要基础,首提“中华民族”一词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就曾使用了“古学复兴”“复兴时代”等词。他在1900年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一文,痛陈“老大帝国”的衰落,展望“少年中国”的重振,坚信中华民族是拥有未来的民族,“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他把实现民族复兴的重任寄托在少年身上,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选集》第127页)。《新民丛报》1903年刊出的《大同日报缘起》一文,还出现了“复兴中国”“振兴民族”等词。

  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依旧怀抱着建设现代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展开他们的寻梦、追梦之旅。他们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思考民族复兴问题,使用了“文艺复兴”“文艺中兴”等说法。胡适从1917年6月回国途中开始使用“文艺复兴”一词。此后,他在中英文讲演中频频使用这一名词,并以“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来特指新文化运动,或从广义上指称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后者即近义于“民族复兴”。他还提出过“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的愿景。胡适被五四时期傅斯年、罗家伦等组织的学生社团——新潮社聘为指导员,该社团创办的《新潮》杂志英文刊名便叫“Renaissance”(文艺复兴)。

  蔡元培1923年10月发表了《中国的文艺中兴》的演说,他所说的“文艺中兴”实际上也是广义上的民族复兴,他说:“照我个人推想,再加四十年的功夫,则欧洲自16世纪至17世纪所得的进步当可实现于中国。那时候中国文化,必可以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于世界。”(《东方杂志》第21卷第3号)他在1935年发表的《复兴民族与学生自治》的讲演中,称民族复兴的含意为:此民族并不是没出息的,起先是很好的,后来不过是因为环境的压迫,以致退化,现在有了觉悟,所以想法去复兴起来。我们不能自认为劣等的民族,而只认为民族的退化,所以要复兴。

  2、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始自甲午战争失败后“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民族复兴概念的定型与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则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民族复兴”从初步酝酿的观念发展为普遍流行的思潮过程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新儒学代表人物、国社党领导人张君劢于1932年5月在北平创办了《再生》杂志,明确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其“创办启事”称:该刊定名为“再生(The National Renaissanci)”,“一方面根据历史之教训,他方面博征世界之通例,提出另一新方案,以为惟循此途可致中华民族于复生”。围绕“民族复兴”这一主题,他发表了《民族复兴运动》、《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等文,并于1935年出版了《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

  “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的以“民族复兴”为宗旨的刊物,还有同年9月创办于上海的《复兴月刊》等。《东方杂志》31卷第18号开辟了“民族复兴专栏”。此后,“民族复兴”一说广为流行。

  文化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一样,都注重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寻求实现民族复兴之路。但两大流派文化取向不同,自由主义把抨击传统、“再造文明”,视为谋求民族复兴的途径,而保守主义把民族复兴归结为民族文化的复兴,致力于文化传统的守护与民族精神的弘扬。

  早在清末,国粹派就提出了“古学复兴”的口号,既以其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译法,同时又借以表达对中国文明再现辉煌的期盼。邓实1905年发表的《古学复兴论》提出“15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20世纪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梁漱溟作为新儒学的开启者登场,他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阐述了“中国文化复兴”命题,指出:在中西印三大系文化中,西方化已过时,印度化还早,“最近未来第二态度复兴”即“中国化复兴”;“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39页)。

  20世纪30—4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者纷纷宣传“民族复兴”,但仍聚焦于民族文化的复兴。贺麟指出,“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份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钱穆基于“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历史略有所知”(《国史大纲·引论》)的认知,撰写了《国史大纲》等著作。

  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都有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但缺乏把梦想变为现实的可行路径与社会力量,忽视政治救亡的前提与经济变革的主题,而完全指望“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自身又“先天不足,后天失养”,其结局是美梦难以成真,幻想一再破灭。

  3、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包括了政治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文化上的激进变革主张。有别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注重从思想文化入手寻求复兴之路,革命者强调正是列强侵略与封建统治导致国家山河破碎、民族日益衰颓,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以寻求国家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寻求社会进步。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是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开启者。他在1894年的《兴中会宣言》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一使中华儿女深受感奋的口号,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先声。此后,他致力于探寻复兴之路,并把一生献给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孙中山一再阐释过他对实现民族复兴的期盼。他在1904年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预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5页)。他在1906年给外国友人的信中提到,中国这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同上,第319页)。他在晚年的《民族主义》的演讲中,较全面地阐述了民族复兴问题。他说,“中国从前是很强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但“到现在还不如殖民地”“处于极危险的地位”。民族复兴就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要恢复民族地位,一是要恢复民族精神、恢复固有道德,恢复民族精神才可以恢复民族主义,“到了民族主义恢复了之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去研究怎么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二是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领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如果中国能够学到日本,只要用一国便变成十个强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个地位”。孙中山还强调:“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他在讲演中还直接使用了“民族复兴”一词,批评列强想维持垄断地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2—253页)。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结了实行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但民国建立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国家、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命运。先进的中国人被迫继续寻求新的复兴之路。

  李大钊把目光投向了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之外的“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他相信社会主义能够给民族复兴带来新的希望、新的前景。他说:“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作为我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也是中共党史上最早提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并以此理念探索国家前途的先哲。他当年使用的说法是“中华民族之复活”“青春中华”“中华再生”等。他在1916年8月发表的《〈晨钟〉之使命》中提出了“青春中华”的说法,指出“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次月发表的《青春》提到“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他在1917年2月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提出,少年的责任“不在保持老大中华之苟延残喘,而在促进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同年4月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71、368、388、493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勇敢担当起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行进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感谢朋友们阅览!


  评论这张
 
阅读(152)|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