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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中国最美的山——云中的天堂:西藏南迦巴瓦(20110812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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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野】陆学艺:社会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分析与思考  

2011-11-11 09:15:41|  分类: 学习参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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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视野】陆学艺:社会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分析与思考 - 巴林 - 巴林blog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冲突大量增加,社会结构严重落后于经济结构。我们现阶段的任务就是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改革社会体制,调整社会结构,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其核心是要构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经济结构相适应、相协调的社会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指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取得巨大的成就,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同时,建议还指出: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这段话一共讲了十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三个是经济问题,七个是社会问题。

  总体来说,我们过去五年的经济状况特别好,GDP从2000年的9.9万亿剧增到2010年的38万亿(据温总理工作报告),相比1978年的3400多亿增加了100多倍,最近这五年涨了1.8倍,年递增超过10%,大大超过了规划的目标,综合国力极大提高,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冲突大量增加。全国刑事犯罪案件2000年是363万件,到了2009年变为558万件,增长了53%,年递增5%左右。社会治安案件超过1000万件,以前没有的群体事件九万多起。我们去外地调查,前些年地方领导发愁的都是招商引资、GDP、出口、财政收入等问题,现在往往是社会矛盾、群体事件等社会问题。

 对这些问题,我们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做一下解释,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或者不协调的情况做一点结构性的分析。也可以说我们以前是用经济结构来解决问题,现在可以试着用社会结构、社会理论、社会方法来解释这些问题。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结构性分析

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一个国家和地方两个最基本的结构,他们相辅相成、相互支撑、互为基础,互为表里。社会结构一般不通过理论分析看不出来,我们到一个地方去看它的经济结构,比如说是“一二三”结构还是”三二一” 产业结构,可以看出这个地方是一个发展中的地区还是发达地区,那么用社会结构也同样能够衡量,有了社会结构这些数据我们也能清楚这个地方是发达地区还是发展中地区。

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速度快速增长的推动下,世界公认我国经济结构已经到了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的水平,北京已经是中后期阶段的水平。但是我们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社会的初级阶段,严重落后于经济结构。

第一,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结构跟经济结构一样,是由若干个子结构组成的,其中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和阶层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变化的推动下,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是就业结构发生变化。1978年,我们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就业状况是一产占70.5%、二产占17.3%、三产占12.2%。就是说1978年,我们工农业总产值已经超过70%,但是就业只有不到30%。到了2009年,我们一产占38.1%、二产占27.8%、三产占34.1%。按现在国际上的标准,我们现在全国还不到工业化国家,当然北京已经到了。

成为工业化国家至少有三个条件:一是农业总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里低于50%。这个我们没问题。二是就业条件,在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里,一产的劳动力低于50%。我们1997年就达到了49.9%,2009年已经到了38.1%,北京、上海都低于20%。三是在城乡结构里,农民占城乡居民的比重低于50%。我们的城市化率2009年是46.6%,今年也不会超过48%,所以到今年为止还不是。就城乡结构来说我们北京、上海是肯定达到了,都超过80%了。

二是城乡结构发展很快。2009年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6.6%,平均每年提高0.91个百分点,这几年都超过1个百分点。

三是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我们已经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转变为“十大阶层”了。而且我们的中产阶层或者中等收入者阶层已经达到相当的比例。

上面这三个结构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年来,我们由原来的农业国家变成工业国家,由原来的农村社会变成城市社会,由原来的传统社会跨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第二,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十五年。

根据国外一些研究材料的对比,我们测算出,当前总的社会结构大约滞后于经济结构十五年。有人问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怎么落后了十五年?不是指1978年以后这三十年落后了十五年,而是从50年代开始到现在落后了十五年。那时,我们实行了计划经济和现在这一套户口制度,把城乡分割了。1978年,我们二、三产业已经占GDP的70%,但是劳动力只占30%,农村农业的劳动力还占70%,长期不搞农转非,当时的城镇化率是17.9%。所以1978年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已经严重的滞后于经济结构。这些年我们经济体制改革了,社会体制相当一部分政策没有变或者变得不多,所以把这个差距拉大了。

以就业结构为例,我们工业化现在已经到工业化中期阶段,按照国外的研究,二三产业的职工应该占到总劳动力的84%,现在欧洲、美国农业劳动力只占5%,而我们现在还占38.1%。我们2009年二三产业的职工只占61.9%,差了22个百分点。如果不改革,按过去三十年的变化来说,我们每年能够增加1.03%也需要二十年才能拉平。

以城市化为例,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应该达到60%以上,现在好多发展中国家都是60%以上,全世界的平均数也在50%以上,但是我们2009年的城市化率只有46.6%,差了13.4个百分点。按过去三十年的情况看,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91%,需要14.7年才能达到。

再以阶层结构为例,工业化社会的中期阶段,中产阶层应该达到40%以上,但是我们2009年就是24%左右。按过去的情况,如果每年中产阶层的规模增加1%,需要17年才能达到。

综合来说,全国经济结构跟社会结构的差距大约是15年的水平,长三角差5到8年,北京大致在5年左右。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好几个方面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这将会加快改革步伐,缩短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距离和时间。

第三,经济结构跟社会结构存在的严重差距导致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

从理论上分析,经济结构跟社会结构存在着严重差距是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的不协调,产生了许多经济矛盾、社会矛盾的结构性问题,长久解决不了。经济跟社会两个基本结构就像我们造房子一样,基础、四边柱子是钢筋水泥,但是上面的梁、天花板是塑料结构,这样的大厦极其尴尬。五中全会提出“顶层设计”的概念,就是我们的总体设计不是一个完整的材料一样,现在这个经济基础是好的,但是我们间隔方面产生的问题很大,现在还没有把社会体制、文化体制、政治体制跟经济结构一致起来,这就是产生当前问题的原因。

接下来具体分析几个问题。

一是我们的三农问题为什么长期解决不好?

我们研究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工业化多数发展过程中把农业放在第一位。这三十年来,每次全会都是把农业放在工业前面,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条一定是三农问题。如果说在十六大以前,三农问题往往是讲的多给的少。十六大以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向外公布的就是“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党的工作重中之重”,而且这几年免了农业税,给农村提供公共服务、义务教育,给农民各种补贴。但是即使这样做,三农问题还是很大,什么原因?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谈,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个结构问题。2009年,全国农业创造的财富只占GDP的10.6%,北京、上海只占3%到1%,最近数据显示上海只占0.8%。但是在就业结构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38.1%,差27.5%的结构差。也就是说,在2009年我们38.1%的劳动力只创造了10.6%的财富!如果我们就用10%的劳动力去种植,也能种植出这么多粮食来,问题是剩下28.1%的劳动力干吗?这就是我们人口结构没调整。前面讲了,我们2009年的城市化率是46.6%,农村的常住人口53.4%,那么53.4%的人去分10.6%的财富,农民怎么能不穷,农村怎么能不苦?所以说现在农村的问题是个结构问题,而这个结构就是因为现在的户口体制、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一系列原来计划经济引领的社会体制跟经济体制形成的。不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不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农民转移、三农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中央已经提出来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三农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二是扩大内需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

从1995年开始,我们就提出要扩大内需,而现在内需还是问题。前几年靠出口外贸解决了一些生产过剩的问题,金融危机以后又出问题了。经济问题本身也是社会问题,光靠调整经济结构解决不了,内需上不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十七届五中全会里讲的,我们的投资跟消费比例关系不顺。现在城镇职工工资增长缓慢,加之我们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看病难、养老难等,大多数职工收入不够,购买力不高,即使有点钱也要存起来。所以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起来,购买力上不去。第二个就是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长期把农民固化在农村,即使在城里找到工作但是户口不能动,只能是城市的常住人口,2008年全国的农业户口是九亿五千五百万,占总人口的74.5%。总体来说,三个农民的购买力也抵不上一个城市人口。如果我们现在把已经进城的两亿农民及其家属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他们的消费能力跟城市逐渐拉平,每年可以增加数以万亿计的消费,所以要解决体制问题才能解决购买力问题。

三是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转变不好?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讲了多年了,为什么转变不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实行的农民工体制多年不改,而且农民工工资一直涨不上去。这次深圳的富士康事件大家都看到了,80年代农民工的工资七、八百块钱,2010年富士康的基本工资还是九百块钱,一个月九百块钱干这么重的活。这次北京、上海、广州20个大学联合到富士康去调查,我看了调查材料、听了汇报,真是比血汗工厂还血汗,不然不可能在几个月里跳了17人死了13人。一个原因是工资太低,才九百块钱,如果要挣两千块钱就必须加班到11、12个钟点,这么累了还不说,而且上班的时候不许讲话,到了宿舍里也没有人讲话。因为这个老板据说在台湾当过兵,他用管军的办法管理员工,一个宿舍六个人,这六个人肯定不是同地方的,也不是同一个班组的,所以下了班没人跟你讲话,本来就十几个钟点了,回去就睡觉了,所以住在一个宿舍的人都互不认识、不说话。

我们研究了,农民工在全国工人阶级里占70%以上,农民工工资涨不上去,正式工人工资也涨不上去,蓝领涨不上去,白领也高不到哪里去。这就是全国工资水平低,工资占劳动生产成本的比重小的原因。因为劳动成本低,企业老板就不会去调整产业结构,买新的机器、新的设备,所以在深圳、东莞相当一部分地方现在还是二十多年前的老设备。自动化、机械化往前发展需要推动力,老板们已经赚的够肥了,没有改善的积极性,光靠政府号召转变发展方式是不够的。

四是为什么这些年刑事案件犯罪率居高不下?

1978年刑事犯罪案件55.7万件,2009年是558万件,正好增长了10倍。558万件刑事案件80%以上是抢劫、盗窃、欺诈等侵财案件,绝大部分案件发生的地点是在城镇和城乡结合部,也就是农民工聚集的地方。当面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70%以上是外地户籍,不完全是农民工,但农民工占70%以上,而被侵害的对象也是农民工占70%以上。刑事案件犯罪率高跟户籍制度、农民工制度很有关系,如果把这些制度改了,比每年搞几个严打都好,犯罪率肯定会大批下降。现在有人说户口制度改不改无所谓,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人家凭什么在城里工作很多年却不能有城市户籍?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我觉得户籍制度要有大动作了,这样我们的社会结构变化就会大,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些年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政策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社会体制、社会政策方面要做的事情还多。所以,我们不光要研究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还应该研究社会的结构、社会的体制、社会的政策。 

我国已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认识应该有个过程。80年代、90年代已经提到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当时提出精神文明建设要跟经济建设同时,叫物质文明跟精神文明。后来,十六大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经济很不平衡、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最后提出经济要更加繁荣、民主要更加健全、科技要更加进步、文化要更加繁荣、社会要更加和谐、人民生活要更加殷实六点要求。这六点是2020年的目标,第一项是经济,第二项是政治,后面四项其实都是社会。到了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不协调、地区不协调、经济社会不协调、人与自然不协调、国内和国外的工作不协调共五个方面的不协调、不平衡的情况,所以提出来要实现“五个统筹”。同时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些年的发展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结果。2004年的四中全会,在讨论怎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时候,一共提出了五个方面,其中第四条就是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同时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主义管理体制的创新。2006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就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做出了决定。

可以这样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6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一共开了38次,绝大部分都是研究经济问题,惟有这个是专门研究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而且这个决定也明确了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特殊的地位。从此以后,全国对于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的讨论和研究就比较普遍了,不光是全国提出来建设和谐社区、和谐学校、和谐企业、和谐集体,有些地方提出和谐城市,后来推广到世界,提出建设和谐世界。这个口号跟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和谐社会也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我觉得四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有一个大的飞跃。到了十七大还讲,十七大的功劳就是把原来的经济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改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而且在修改党章时专门加到党章里。在政治报告里面专门讲了,要加快推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十二五”规划建议关于社会建设的话是这样写的: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这次的主题、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在目标里有一段话大家要特别注意,这段话是“社会建设明显加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健全,人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社会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社会更加和谐稳定。”讲的是社会建设要明显改善。

“十二五”规划建议有很多“新话”:

一是建议一开头就用“三个时期”讲出我们面临的实际。“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是抓好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三个时期虽然过去都讲了,但是连在一起讲还是第一次。

二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次特别提出来要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已经长期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经济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产业结构是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大。所谓“一产不稳”,就是农业比较薄弱。像今年遇到风险、灾害、水利问题很大。一方面今年农业是好的,粮食总产会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增产近两百亿斤(去年是10616亿斤,今年可能达到10800亿斤),农民收入能增加五、六百块钱,达到五千七、五千八。但是总的来说今年费了很大力气,洪涝灾害比较严重,全国死了四千多人,有20多个县城以上的城市淹掉了,所以农业不稳。 “二产不强”指的是我们现在是工业大国,但不是一个制造业强国。“三产不大”是指全国的三产还只占GDP的百分之四十多,连“十一五”定的目标都只能及格。我们城市化跟第三产业特别是跟生产型方面的服务业搞不起来有关。

三是要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特别提出城市群。我们国家这些年城市化发展很快,城市人口已经超过6亿,但是中央文件把城市化的方针讲的不透,若干年前都是严格限制大城市发展,主动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这一次关于城市化专门提出完整的方针是:完善城市化布局,要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么完整的城市化方针以前都没有,特别是这次还提出来城市群。以前我们只讨论工业化,城市化却少之又少,一直到这一次才有这么一个明确的说法。这些年我们只开农村工作会议,不开城市工作会议,其实城市问题、城市管理、城市发展、城市规划很多问题需要讨论。

四是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十七届三中全会没这句话,这次专门加了一条。以前我们的乡镇基层干部被农民叫“三要干部”,要钱、要粮、要命(计划生育)。现在这三个都不要了,粮食没有问题了,农业税也免了,计划生育大部分地方也没有问题了。现在是“一要”,就是要地。但是中央把十八亿亩红线划定了,现在有人想出一个馊主意,拆农民的房子打造新农村,就是把农民的房子整村、整乡地拆,据说山东有个县是把整县的农民房全拆了,叫农民全住到楼上去,把宅基地腾出来改造,改造完的当地用不了,腾出来的指标转到北京郊区、上海郊区、济南郊区进行指标调换,这个风气在好几个省市相当严重。我们也去调查过了,农民说现在拿着镰刀、锄头上楼不容易,养鸡养鸭又养不了,光靠种点粮食肯定养不活,而住楼房生活成本更高。现在很多地方还介绍农民住楼房,引起的群体事件很多。

五是在十七大的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的“改善民生”前加了“保障”二字,变成“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跟经济方式转变结合起来了。“改善”是提高的意思,加了“保障”,保障就是政府对一些困难的弱势群体的教育、医疗、养老这些基本的方面提供社会保障,城乡全覆盖。

六是“十二五”规划建议没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提不是说经济不重要了,但肯定有原因。另外历次中央的五年计划都要讲指标、讲数据,这次文件没有数据。十六大提出要在2002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要翻两番,十一个五年规划还是用这句话。按照经济发展来说是早完成了,因为2002年是一千美元翻两番就是四千美元,今年中国已经实现四千美元了,北京已经一万多美元,提前十年完成了。所以我们的经济成绩比我们的规划差得不是太大。当然“十一五”规划还有一个指标就是碳排放要减20%,这次这些数据都没了。当然2011年人代会上发改委拿出五年计划还是会有具体数据,但是总报告就是中央的建议里这个提法没有了。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社会建设,当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是主线,所以经济发展还是要的,但是逐渐会偏离现在的以GDP为指挥棒,因为我们到了这个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还很大。

    我们有今天这么一个经济大国的名誉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成绩,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但是经济、社会、文化不协调是会出问题的。接下来我分析一下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矛盾?老百姓有这么多意见?

现在我们国家富了,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老百姓还有困难。我这次到南方去,那里的工人好几年不加工资了,这次文件里提出要使工资跟经济发展速度挂钩,我觉得到了讲“民富”的时间了。

改革开放前,浙江跟江苏差一大截,江苏那个时候产业第五、第六位,浙江可能就在十三、十四位,但是这些年浙江是以“民富”为主题,当然他们政府也很富裕,现在浙江是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省。浙江、江苏两省都是十万平方公里,浙江的山地要比江苏多,人多地少,但是现在整个浙江搞“民富”这一条比江苏好,那么相应的社会经济文化什么也都好。所以就各省的比较而言,是该做点调整了。

我看主要是要调整两条:一是经济跟社会要调整。我们这些年社会建设跟不上,包括北京。1956年时财政很困难,但是十几个大学、现在的三甲医院基本上是那时建的。改革开放后增加了几百万人,但是新建的医院很少,扩建的很多。我们现在经济好很大是由投资拉动、出口拉动,这次文件讲了要以消费拉动,提高积累跟消费的关系。我们现在的积累率大大超过50年代、60年代,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所以我觉得经济跟社会要调整。二是城乡关系要调整。我们现在这个格局不行,农村与城市差距很大,农民工必然都往城里挤,那就有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到了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呢?

我们考察了国外的发达国家,他们在工业化初期一般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主,都是集中力量搞工业化,但是当经济发展到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时候,重点就是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现在是到了要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阶段了,这个阶段是一定要有的,不能三十年就一个中心,现在出现经济报喜、社会报忧,社会问题增加是不行的,必须搞社会结构调整。我们经济再好,也别忘了当年苏联是世界第二,超过德国、日本,它的军事、科技到现在都比我们强。但是它经济上去了,社会结构没有变,因为社会结构不变,社会体制不变,城乡差距大,经济社会不协调,结构出了问题,说垮就垮了。所以经济不是唯一可以把现代化建起来的,现代化建设一定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结构跟社会结构是一体的。

光讲经济的话,有的国家人均几万美元,应该早是现代化国家了,拉丁美洲最近都达到七千、八千美元了,但是一个金融危机风暴就退回去了。倒过来的例子就是日本跟德国,日本、德国在二战以前就是工业国家,打了一仗战败了,整个垮了,日本人很多又回到农村去了。但是因为它的社会结构变了,它的文化素质在那里,它的熟练工人、教授、律师、医生等架子都在,所以社会安定以后恢复起来非常快。咱们国家1976年唐山大地震,把唐山整个城市毁了,死了20多万人,但是当时它已经是个工业城市了,大部分工程师、技术工人、学校、机构、干部还在,所以恢复起来也很快,现在唐山已经比石家庄的发展还好,靠的就是社会结构。如果是农业社会,只帮他把房子盖起来,他现在还是那个种地的水平。所以我说现在这个社会结构非常重要,要把社会结构转过来,经济社会才能协调。所以我们现阶段的任务就是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进行社会体制的改革,抓好社会管理,调整社会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进行社会建设?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是指各社会主体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各种有利于改善民生,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行动与构成。社会建设总体来说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这四大建设,就是建设新社会的秩序。

总体来说,1978年前我国是农业社会,农民占80%。而农业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家家户户、世世代代都住在这个村子里,村里的人们都是互相认识的。现在城市生活的管理跟农村社会完全不一样,住了单元房十年、二十年都不知道对门姓什么、叫什么,现在住高楼邻里交流更加少了,上班、下班电梯一直到地下室开车走了,对门对面根本看不到人,这在社会学上叫“生人社会”,还用原来老一套的管理肯定不行。以前是单位人,谁是党校的、谁是社科院的、谁是北大的,单位就是个社会,现在绝大部分变成私人企业的雇员,他们就没有单位了,还搞组织肯定不行了,所以进行社会建设一定要有个体系、组织。

以大社会的视野加快推进社会建设

我们认为,社会建设跟经济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既要搞各项社会事业,也要搞很多民生事业,为十多亿人提供均等的、好的公共服务,又要进行社会体制的改革,要创新社会政策,要完善社会管理。其核心是要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跟经济结构相适应、相协调的社会结构。所以,仅仅把社会建设认为是社会事业的建设是错误的。当然社会事业是社会建设,而且保障与改善民生,就业、社会保障,甚至住房制度都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但是仅仅理解这些都不够,应该说是整个四大建设的任务是个大社会的建设,大概可以分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民生事业的建设。这次文件专门讲了社会事业的体制要改革,就是在现在社会事业里加上民生事业。民生事业包括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等。北京现在在解决零就业家庭,一个家庭,在农村有地可以生活,城市里面如果都是失业的,那肯定不行。

第二方面就是社会体制和社会规范的建设。现在社会体制、社会规范方面的问题比较大。比如说北京花了两千多个亿修路,但现在问题是交通越来越堵。车越来越多,路越修越长、越修越宽。要拿人均车辆拥有量来讲,北京比东京少多了,但是东京也没有这么挤。咱们现在走不动,急需规范交通,这是社会问题,甚至是交通道德的问题。

第三方面就是社会组织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上面,现在社科院正在搞适用性的组织,北京的社会组织发展也还是好的,但是总体来说民间组织的发展还是少。

还有就是社会管理与社会安定。最后是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结构。

“十二五”期间要加强社会建设,重点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和完善符合国情、覆盖城乡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加快社会事业建设。社会建设是一手托两头的大事,既有利于改善民生,又有利于发展经济。现在民生是社会事业的瓶颈,要赶快补好这一课,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另外我们应该开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的研讨。我前面讲了,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讨论了一两年,还是深得民心的,但社会建设到底是什么?建什么?怎么建?可能还要在干部里面进行一些讨论跟研究。那么我讲几点。

一是要建立社会建设的专门组织机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中央决定实施的战略任务一定要在组织上落实。如果说计划生育是一件天大的难事,但中国人做到了,做到的原因当然是中央下了决心,从中央一直到村都有计生委。如果没有这样,今天可能不是13亿人,而是17、18亿人。经济体制改革、农村体制改革都是难事,但是当时的体改委也好、能源中心也好都能提到。相反的例子就是,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一直到现在没有明确到底是哪个单位来做。江西搞得比较好,原因就是他由农工部来抓这个事。北京跟上海已经建立市工委来抓这件事情,但是他们的职能范围跟民政系统跟其他系统的一些关系可能将来还要进一步解决。发改委有35个司局,其中只有一个司局搞社会事业,它管这么大的事业肯定人力不够。所以将来可以考虑,应该有个专门的组织来管社会建设。

二是要进行社会体制的改革。具体怎么改我觉得可以参照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过去我们也是一通到底,一个县就是县委书记说了算,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耕、什么时候管、什么时候收,都是县里部署,最后搞得效率很低。后来经济改革把农民解放了,丰收了,千军万马把经济搞上去了。社会建设同样如此,有些当时计划经济限制的东西要改,改完了如果能千军万马来建,社会建设肯定能搞好,包括社会治安、社会管理。现在社会治安的问题实在太大了,当年文化革命时候的社会没有像现在这样,我的两个孩子在文化革命时期上学,只送过一次到学校,现在听说初中、高中都在送,这就是社会治安问题。只有把机制体制改革了,可能能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光靠家长是不行的,光靠摄象头也不够。社会建设也应有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 作者:陆学艺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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